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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第四是日本、菲律宾与中国互动以及各自国内的变数。众所周知，日本和菲律宾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，日本和中国的贸易额，等于日美贸易额的两倍。所以，它们都在和美国做各种“秀恩爱”动作的同时，反复表明不希望影响与中国合作的态度。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，反映了一种政治经济利益结构极不平衡、需要调整的“病态”。最近王毅外长即将到印尼等东盟国家访问，必将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，一边是与中国合作的阳关道，一边是与中国对立的独木桥，各方会如何选择呢？！

　　　　对于这段回忆，黄令仪曾自述道——2001年12月左右，夏培肃院士的博士研究生林琦给我打电话，说夏培肃与李国杰所长要找我，希望我能帮助计算所的CPU做物理设计。第二天，一群年轻人坐在一个大会议室中，有人介绍了情况，又让我参观了他们研制成功的用FPGA烧成的CPU芯片，并提出了要求。

　　　　日本在常规机构式资助外，创设了一种颇具“竞争性”的特殊稳定支持模式。2007年起，日本开始为一些经严格筛选的基础研究顶级机构提供10~15年的长期稳定资助，每个机构每年约有5亿~20亿日元的政府专项拨款。入选WPI的中心每5年要进行一次严格评估，根据结果确定是否继续支持，评估标准很高，比如未来10年能否取得世界顶级的成果，能否聚集7名以上世界顶级专家，课题负责人中的外籍科学家是否达到20%等。

　　　　翁淑华说，当初他们说好的是， 公司交给黄韬，他好好做事业，而自己把家管好。“但从2018年开始，陆陆续续地，生活费他都不会准时给我，我时常去讨要的时候，他都是不理不睬，有时候还拖延。”

　　　　2018~2019年间，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，发现“存量资金”比较大，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。“我问科研人员，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，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，没经费就没绩效了。”

　　中新社台北5月1日电 (记者 刘舒凌)台湾数十个劳工团体5月1日在台北举行一年一度的劳工大游行，近五千人参与。五一行动联盟总指挥、新竹县产业总工会理事长刘兴德指，台湾地区新当选领导人赖清德5月20日上任后应持续改善劳动环境，而非再度“修法”使劳动权益出现倒退。